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因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该公司已被正式立案调查。消息一出，杜邦（DD）在美国股市盘前遭遇重挫，股价下跌超9%，市值蒸发数十亿美元。

　　此时此刻，此举既是中国反垄断常态化、精细化执法的延续，也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通过规则博弈保障产业安全与发展权的重要战略动向。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反垄断监管或进一步向新材料、高端装备等“硬科技”领域倾斜，成为支撑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

　　此次反垄断本身关乎市场竞争正义，更关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多年来，不少跨国公司面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但有惊慌失措之感，而且对新形势下的大陆市场监管缺乏足够的敬畏。这次反垄断调查，也让我们有机会观察企业搞市场垄断的某些微妙的“打法”。

　　几十年以来，杜邦集团在特种化学品与高端材料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显著垄断地位。其核心业务如电子化学品如半导体制造所需的电子特气、光刻胶、高性能聚合物如氟橡胶、尼龙树脂以及新能源材料如锂电隔膜涂层技术等，均依赖高研发投入和技术专利壁垒形成市场控制力。

　　例如，在电子特气领域，杜邦通过掌控关键原材料供应和专利封锁，主导了全球高份额的高纯度氟化氢市场，直接影响下游芯片制造商的供应链安全；在氟化工产业链中，其独有的含氟聚合物生产工艺使国内企业难以突破技术代差，形成“技术卡位”式垄断。

　　在显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之下，还有隐性的“间接销售”、“转移定价”等某些规避反垄断调查的手段，这一点，杜邦当然也熟稔之。

　　根据杜邦 2024 年提交给美国证监会（SEC）的 10-K 报告，其在中国市场的直接销售收入为 9000 万美元，但通过新加坡子公司转售的半导体材料（如 CMP 抛光垫）及欧洲子公司深加工后进入中国的医疗包装原料（如 Tyvek®）等隐性业务，合计占其中国市场实际营收的 70% 以上（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估算）。

　　新加坡子公司采购杜邦美国生产的光刻胶半成品，加工后以更高价格转售至中国；杜邦欧洲子公司将 Tyvek® 原料与其他材料混合制成复合材料，再出口至中国.....这样的案例不一而足。

　　根据杜邦 2024 年财报及权威媒体报道，其在中国市场的直接营收为 23.45 亿美元（占全球总收入的 20%），而通过供应链架构和关联交易形成的隐性业务规模可能更高，整体市场影响力远超表面数据。

　　客观地讲，“转移定价”和“间接销售”本身是中性商业手段，但若被用于操纵市场、排除竞争或掩盖垄断协议，则完全可能成为反垄断调查的突破口。

　　比如2019年的上海伊士曼化工案，涉案外企通过关联贸易公司抬高原料药中间体价格，最终被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罚没金额达销售额的8%；再如2021年的“扬子江药业案”，相关涉事企业通过经销商实施固定转售价格，尽管未直接与终端客户签约，仍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罚款7.64亿元。

　　作为大型跨国企业，杜邦如果放眼全球，他们的法务团队会找到更多“间接销售”、“转移定价”被反垄断打击的案例，比如苹果与爱尔兰政府达成的转移定价协议被欧盟认定为“国家补贴”，扭曲市场竞争，要求补缴130亿欧元税款等等。

　　从欧盟到发展中国家，杜邦的“财务游戏”屡屡被揭穿，却总能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实力与法律团队化险为夷。例如，在新加坡（2012-2016年），杜邦因通过转移利润规避税务被追缴4.3亿美元；在巴西和印度，当地税务机关对其复杂的专利费架构提出质疑

　　然而，这些罚款与追缴对于杜邦全球百亿美元级的营收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其财报显示，即便支付了巨额罚款，杜邦的利润率依然可观，股价波动也往往能在短期内回暖。这种“挠痒痒”式的惩罚，显然难以动摇其根基。然而，此次中国反垄断调查却可能成为例外。

　　中国执法机构正在通过穿透式监管、全链条追溯等技术手段，增强对隐蔽垄断行为的识别能力。

　　若按照《反垄断法》基于企业年销售额10%的罚款标准执行，杜邦将面临数亿美元甚至更高的罚金，这或将成为对其全球业务模式最沉重的一击，也可能打破其“罚而不痛”的惯常局面。

　　此外，我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相关涉事企业“处以年度销售额10%的罚款”并没有先例。比如2020年4月“国内原料药反垄断案件最大罚单”案，上个月的信谊联合医药医保甲类麻醉注射液案等等，这一标准既符合国际通行的比例原则，也通过宽严相济的裁量机制平衡了执法效果与企业合规空间。

　　杜邦或许以为，通过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和会计操作，就能在中国市场游走于灰色地带。然而，中国《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近年来显著增强，从互联网巨头到跨国企业，无一例外地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杜邦试图用9000万美元的“在华营收”蒙混过关，显然是对中国监管智慧和决心的严重误判。

　　对于投资者而言，杜邦股价的盘前跳水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调查最终确认其垄断行为属实，基于全球销售收入的罚款可能高达数亿美元，这将对其财务状况和市场信誉造成双重打击。更重要的是，这起案件或将引发更多国家对其全球业务模式的审视，杜邦的“财务迷雾”还能掩盖多久，令人怀疑。

　　外界谈到某大型外企的市占率和毛利率有多高时，往往不可避免地赞美其产品性能强或者客户黏性好，贬踩国内本土同行研发水平不够，竞争力差，却往往忽视了这些大型跨国公司为了增强客户依赖度，玩了很多不公平市场竞争的花样，比如搞捆绑销售，签署长期独家排他协议等。

　　业内坊间常说“一代材料，有一代设备，产一代产品”，材料和设备的代际往往是强绑定的。

　　杜邦在锂电隔膜涂层材料领域拥有专利优势，其向国内电池厂商供应核心材料时，常要求客户同步采购其涂布设备或工艺服务。这种“材料+设备”的捆绑模式——藏于市场公开竞争水下的所谓“不二法门”使本土设备商难以竞争，其实已经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22条禁止的搭售行为。

　　通过捆绑销售，处在强势地位的上游公司可以将技术优势延伸至关联产品领域，迫使客户依赖其全链条解决方案。例如，在生物基材料领域，外国材料厂商往往要求相关链条的客户或者供应商使用独家催化剂才能获得聚合物原料，直接遏制了本土催化技术的研发。

　　杜邦在氟化工、电子材料等领域的捆绑销售与独家协议已构成其巩固垄断地位的典型手段，国内外均有相关调查或诉讼先例。此类行为若被证实缺乏正当理由，将直接违反反垄断法，成为执法机构处罚的关键依据。中国此次调查可能进一步揭露其隐蔽的排他性条款，为高技术材料领域反垄断树立新标杆。

　　杜邦的垄断行为远不止于市场操控，更令人警惕的是，杜邦在行业标准制定中的某些“暗箱操作”。

　　杜邦常以“行业专家”身份把控标准起草小组，刻意模糊或抬高技术指标，使其专利成为唯一合规选项；同时通过不透明的专利池授权机制，延缓或限制关键专利的开放，阻碍新兴企业参与标准迭代。

　　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行径，不仅扭曲了公平竞争，还通过“标准霸权”长期维持市场支配地位，成为反垄断机构近年重点打击的“新型垄断工具”。

　　此外，杜邦还通过专利霸权巩固其垄断地位。例如，其对过期专利（如特氟龙）的持续高额授权费收取，以及以“商业秘密”为由阻挠技术扩散，甚至滥用美国337调查打压中国竞争对手，都让其技术霸权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多年来，杜邦通过安全文化和行业影响力，成功塑造了“负责任的技术应用者”形象，比如强调其产品材料的可回收性和低污染特性，将安全管理视为企业发展的基石等等，但其输出其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塑造行业领导力形象的宣传策略往往与其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的技术讨论和标准制定互为表里，对如材料垄断、专利壁垒等问题讳莫如深。

　　未来，杜邦在技术伦理治理框架和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形象问题上，将继续接受监管部门和舆论的拷问和监督。

　　面对此次反垄断调查，有人担忧杜邦若选择退出，中国市场是否会陷入供应链危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市场的韧性与自主创新能力早已今非昔比，杜邦的“技术不可替代”不过是其傲慢的自我迷信。

　　更何况，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搞过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杜邦从中扮演过极为不光彩的角色。这一次反垄断调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对其“政-商”中立性上做一次更加严格的审查。

　　近年来，中国民族企业加速崛起，逐步撕开杜邦的垄断铁幕。在防护服原料领域，青昀科技年产能已达1.5万吨，当盛新材等企业也成功突破闪蒸法材料技术，Tyvek级防护服原料实现自给自足；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南大光电、晶瑞电材等公司的光刻胶技术不断成熟，正逐步替代杜邦的高端产品。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在推动行业协会改革，打破外资长期把持标准制定话语权的局面。这些进展表明，即便杜邦选择“以退为进”，中国市场不仅不会崩塌，反而可能加速迎来国产替代的春天。

　　杜邦的傲慢源于对技术霸权的盲目自信，但中国企业的创新已让其如意算盘落空。此次反垄断调查，既是对一家企业的惩戒，更是对“技术霸权主义”的宣战。

　　杜邦的“双面游戏”在中国市场玩不下去了。此次反垄断调查不仅是法律的胜利，更是中国对技术霸权说“不”的历史性时刻。要终结杜邦的垄断套路，中国需“三箭齐发”：以巨额罚金震慑其不法行为，以标准重置打破其话语权壁垒，以供应链自主瓦解其技术依赖。只有这样，才能既让杜邦在中国赚钱时守法，又防止其技术成为地缘政治的武器。

　　杜邦的历史账与现实账，已到了清算的时候。无论其选择对抗还是妥协，中国市场的规则与底线不容挑衅。正如股价的跳水所预示，这场风暴远未结束，而正义的脚步已然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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